莫言·“诺奖”·中国文学

    2012年10月11日，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成为了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获奖，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这一喜讯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国人的“诺奖”焦虑，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作家的创作热忱，扩大了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此后的中国文学终于可以逐渐摆脱五四以来在世界文学格局上的边缘地位，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国当代文学多年来进行的艺术探索和取得的成绩也因而获得了公众的认可，成为了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研究对象，且伴随着巨大的“诺奖”效应，其影响还在不断地延续。
    莫言是在海内外赢得广泛声誉的世界级作家，从1981年开始创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种奖项，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100多种版本，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可以说，在以英、法为主流的阅读市场中，莫言的作品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这也是他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有着非凡的创造力，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到90年代的《丰乳肥臀》，及新世纪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着不俗的表现。他在作品中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的叙述极限，进行着不拘一格的艺术实验，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表现领域。其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现实与幻想相交织的叙事方式，融合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民间艺术的表现技巧，书写着一个个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故事，表达了对这块土地既爱且恨的复杂情绪，以及对历史、现实、生命、人性、土地、暴力等主题的独特理解。莫言文笔汪洋恣肆、想象奇特诡异，具有独特的感觉体验和天马行空的时空结构，以大胆新奇的艺术风格让人耳目一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为一体，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纵观莫言30多年的创作轨迹，因为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以乡土文学起步，所以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因为其小说中对抗战、“文革”等历史题材的独特言说方式，所以又被称作“新历史小说”作家；因为他在小说形式和语言等方面的大胆创新精神，大家认为其具有浓烈的“先锋”色彩；又因为他对土地与人民问题的深刻关注及笔下“山东高密东北乡”美学内涵的丰富性，而被称为是“新乡土小说“作家，并因其获奖而引发了对中国“乡土小说”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深切思考……在这多侧面的“莫言”接受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一个“多元化”的莫言，也能感受到其一直以来对个人创作立场的坚守与执著。
    总的来看，以2001年《檀香刑》的发表为界，莫言的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从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作家的艺术创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后期开始从这种状态“大踏步地后退”，自觉地从中国的章回体小说、志怪传奇、民间信仰、高密茂腔、泥塑、剪纸等地方文化及语言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力图“用土的掉渣的语言来写我认为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文学的本土性和民族性日渐增强，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征服了海内外读者。莫言认为其2005年完成的长篇《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他的写作风格以及其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如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关注与思考，采用了东方式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来表现建国后50年来社会和历史的变化，力争用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自由地表达内心，从而达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这也是其文学创作近年来一直努力实现的自我突破的方向。诺奖评委会主席谢尔· 埃斯普马克指出：“莫言的作品定义为魔幻现实主义，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美大文豪马尔克斯，联想到他是在模仿马尔克斯的作品。但实际上，莫言不是模仿马尔克斯，莫言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结合幻想和现实方面他甚至超越了马尔克斯。” 莫言亦坦言自己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但经过了十几年的借鉴学习的过程，到了21世纪，他已经自觉认识到我们应该有“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 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熟悉的语言”……他的作品以其极具魅力的文学表现力及民族文化特质，丰富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内涵。
    魔幻性只是莫言小说的表层，而现实性则是其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在其所有的对高密东北乡的书写中，幻想、意识的流动都是与历史、现实紧密交织的。如《红高粱家族》赞美了高密东北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间力量及其生命强力；《天堂蒜苔之歌》表现出了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注；《丰乳肥臀》在讴歌伟大母性和生命意义的同时，也审视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檀香刑》质疑了中国传统刑术文化的合法性，弘扬了生命内在的强悍美；《生死疲劳》借助一个六道轮回的故事，表现出了对土地与农民问题的深切思考；《蛙》通过对建国60年来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命运的关注，探究了计划生育国策与人的生命存在之间的矛盾问题……其小说真正的核心是“写人”，既有形而下的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关注，又有形而上的对东西方文化和人性的反思。
    客观来讲，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诺奖的评奖原则、世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学的关注、翻译的精准、莫言的国际影响力等。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将“现代性”、“民族性”和“民间性”进行了有机的融合，运用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为西方所熟知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或称幻想现实主义等），探究了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性主题，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当然，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有其局限性，莫言也不例外，如叙述的某些时候缺乏节制等。因此，国人应更加理性地看待莫言获奖，将对莫言的关注转化为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关注。相信这次获奖，并不是莫言创作的终极目标，他只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为实现自我理想而努力。
（作者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