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授业恩师朱寰先生仙逝的消息，是在当天清晨醒来之后。在随后几天里，我一直陷于影像交错、时光回流的恍惚状态。在朱老师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我匆匆从广州飞抵长春，虽然早早躺下，但那一夜，却几乎无眠。事实告诉我，朱老师已经远行，但我脑海中的执念并未退去：不论岁月在我自己身上如何留下痕迹，但我们的朱老师却永远都是声如洪钟、不曾老去的长者，永远都是巍然耸立、不曾动摇的山峰。当年，我是在朱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一纸求职信函，便私自决定南漂广州的。在和华南师大签完就业协议书之后，我和爱人康宛竹一起去拜见朱老师，他对宛竹说：“你还是劝劝他吧，广州那个地方的气候，北方人去了是很难适应的。”他接着跟我说：“如果你现在决定留下来，我马上去学校帮你毁约。”尽管最终在地理上远离了恩师，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开始深深感受到游子对家的那种心灵依恋。从那以后，每逢朱老师有重要活动安排，我都会排除一切困难，飞到他老人家的身边。只要知道我要来看他，他也都会提早下楼，在那里等候我的到来。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朱老师已年近七十，而我也已经二十好几，但是，不论是在东北师大求学，还是到华南师大任教，在朱老师面前，我从来都是一个纯粹的彻彻底底的小学生。朱老师的仁爱宽厚是尽人皆知的，而其治学严谨也是有口皆碑的，不论何时，只要是轮到向他汇报学业，我总是不免有点胆战心惊、惶恐不安。即使在评上教授之后，甚至说在自己也开始招收并培养博士生之后，我对朱老师的这种敬畏之心也从未有半点消减。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写专著，抑或是做文献，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有着一种写作业、交作业的情境设定，因为在写完之后，是要交给朱老师批阅的。到广州工作之后，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依然通过各种方式与朱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遇到学业上的困惑，也总会找机会直接向他诉说。当年，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中等篇幅的法国通史，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从我个人的颇为狭窄的研究方向和极为有限的学术积累来说，单凭自己一个人，去触碰从远古到当代的整个法国历史，无异于飞蛾扑火，写出来的东西也肯定是自讨没趣。朱老师了解情况之后，非常坚定地跟我说：“学习中世纪法国史，绝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世纪，如果前不知古人，后不知来者，肯定学不好中世纪史；这本书，我建议你一定要写，这是督促你补齐前后两段知识体系的一个机会。”正是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我最终完成《法国史》的写作，且不论其社会评价如何，这段苦难的写作岁月终究让我受益无穷。这本书出版之后，朱老师从头到尾详细读了一遍，而且，围绕其中的某些问题，还曾多次在电话中和我进行反复的讨论。而那个时候，朱老师已年近八旬。偏居广州的这些年，我从朱老师那里得到的关心和关爱不仅是持续的，而且是多元的。刚到华南师大工作不久，在几个同龄青年的怂恿下，我开始担任《中学历史教学》主编。为了提升杂志的学术品位，我决定邀请一些史学名家为杂志惠赐一些短而精的史学论文。然而，开局并不容易，有哪个史学名家会愿意给这么一本在大学里几乎不为人知的杂志写稿？朱老师知悉这一难题之后，立即爽快地跟我说：“我来给你开个头。”有了朱老师这面旗帜之后，我便和马克垚老师联系，马老师在电话那头哈哈一笑说：“朱老师都给你写了，我还能不写吗？”如此这般，刘祚昌、于沛、刘泽华、张广智、刘宗绪等等诸多前辈学者也都先后成了这本小杂志的大作者。当一幅幅历史画面在我脑海中交替展现时，朱老师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或行走，或端坐，或微笑倾听，或娓娓道来。我思，故他在。敬爱的朱老师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作者为朱寰先生1992级博士生，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先生年长我36岁，时至今日，我与朱先生的师生情也恰好走过36个春秋。从懵懂的青年学生直到如今，我这一生，先生的影响可谓最大，无人可及。我与先生的师生情始于1983年。我于1982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次年考入东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成为朱门弟子。时年之东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声名显赫，是无数青年才俊所向往的学术殿堂。入朱先生门下后，即刻感受到师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学习要求。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调唯物史观作为研读史学的指导思想，目前学界已不多见。我在先生身边追随数年，耳濡目染，深受裨益。时至今日，我虽是党外人士，且出身宗教职业者家庭，却在学业上始终承袭先生的唯物史观，做先生思想的坚定追随者，无论学术风向如何变幻，未有丝毫动摇，立场鲜明，自诩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至博士期间，朱先生又为我打开了中东史研究的大门。1988年博士生入学伊始，考虑到我的出身背景，朱寰先生以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高度负责的情怀和敏锐的学术洞察，确定将中古时代的中东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80年代，国内世界史的研究方向侧重欧美史，至于中古时代的中东史研究尚属空白，国内学界或碍于语言隔膜，或囿于习俗殊异，罕有涉足者。为此，朱先生辗转为我争取到去北外学习阿语的机会，继而向教育部争取公派伊朗德黑兰大学进修，为我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学习环境。1990年出国前夕，朱先生见我家境贫寒，生活拮据，遂按照在职教师的标准，从作为派出单位的东北师大积极争取置装费800元（当时相当于10个月的博士生津贴），交与我购置出国所需衣物。同年家母辞世，先生亦曾从东北师大历史系为我争取了困难补贴。此般场景，犹在眼前，每每忆及，心中尽是暖意。三次工作调动，先生更是大爱无私。硕士毕业前夕，先生把我叫到家中，建议我选择留校工作。但那时，因父母年迈，需要照料，我婉转谢绝，回故乡吉林师院任教，心中因此常怀愧意。再到1992年博士毕业时，我便打定主意，以先生的决定作为自己的选择，坚决服从先生的安排，留在东北师大任教。此间，先生多次亲自出面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反复交涉，为我圆满解决家属随调和住房问题。9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家父独自一人在天津主持清真寺教务。我欲举家迁往天津，以求尽孝，遂于1994年和1995年两次请调南开大学。先生虽有不舍，却欣然恩准。先生表示，尽孝乃做人之本，且南开大学于我而言更具学术发展空间，可有更大的作为，愿我有更好的学术前程。先生无私大爱，由此可见一斑。我在朱先生身边学习工作11年，先生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回报先生也是我念兹在兹的事。在东北师大工作的4年，住在先生家对面的家属楼，我常伴先生左右，以为报答。1993年春节前夕，先生前往天津254医院做手术，我与师母陪同，我独自负责夜间护理，倾尽全力，直至先生康复。1996年2月我调入南开大学后，虽不在先生身边，但先生的厚爱不敢忘怀，常思回报，唯有在学业上不遗余力，沿着先生为我确定的研究方向努力前行。2019年底，先生荣获东北师大历史学终身成就奖，恰逢拙作《中东史》出版。我在去长春家中看望朱先生时，将独立完成的拙作《中东史》三卷本呈送先生面前，聊以回报先生于三十年前曾经寄予的厚望。先生把书捧在手里，感慨良久，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作者为东北师大历史系1983级硕士研究生，1988级博士研究生，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恩师朱寰先生驾鹤西去，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念。感念恩师作则垂范，执鞭杏坛70年，用生命把为人、为师、为学之道诠释得丰厚圆满，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早在1985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当时我就被朱先生主编的那本厚厚的《世界中古史》所吸引。我记得曾在那本书上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记号，有的是赞叹，有的是惊奇，有的是疑问。这是我最早与朱先生的心灵交往。1997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调到吉林大学工作，向系领导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允许我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从跟随朱先生读博以来已经过去22年了，先生一直是我人生的指路人。在确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朱先生十分开明。他从不给我命题作文，而是让我自己摸索选题。记得当时我花了半年多时间摸索了两个选题，一个是中古晚期近代早期英国重商主义问题，另一个是中古晚期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比较问题。我分别写了好几页的材料向先生汇报。先生仔细看了很长时间之后，语重心长地说，让我向侯建新老师和王晋新老师学习，他们写的是中英农村经济比较，我可以学习他们的研究思路，搞中英海外贸易比较。就这样，先生帮我确定了选题。这也是我后来坚持了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方向。由于中英历史比较研究难度很大，后来我就集中于英国的海外贸易问题了。从先生指导我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切身感受到，先生指导学生不立门户、不守陈规，不仅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的科研能力，而且更加重视激发学生的学术创新意识。直到今天，我仍坚守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从不给学生命题作文。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朱先生始终以统揽国内外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大视野指引方向。我有时喜欢向先生汇报一些读书心得，尤其是对西方现当代史学一些新动向比较关注。先生常提醒我，研究历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即使在国外，坚持唯物史观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因此，不要以为唯物史观过时了不管用了，实际上唯物史观一点儿也不过时而且很管用。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论文和著作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推陈出新，引领着学术研究的方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从不固化，而是举重若轻，切中肯綮。例如，先生常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并不矛盾，而是运用唯物史观在不同认识层次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表述。再如，关于封建经济社会形态问题，先生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相结合是其根本特征。这就令人豁然开朗了。我曾把撰写的有关西方史学认识论危机的小文送给朱先生，先生不仅字斟句酌帮我修改，而且还把批改意见稿邮寄到我工作单位。后来我再当面向先生汇报那篇小文的修改情况时，先生甚至鼓励我写成一部书出版。正是在先生指引下，我先后自觉地在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论等领域坚持唯物史观，发表了系列相关成果。这些成果如果说还有些价值的话，那都要归功于先生的教导。朱先生在得知我调动工作要去天津时，非常担心我能否早些安居乐业。先生说，天津房价高，我没有积蓄，去那里买不起房子，耽误了做学问就可惜了。后来先生甚至想动员大家捐款或借款帮我在天津买房。在得知先生的心意之后，我止不住泪流满面。今年2月18日，先生找小唐问我近况，我赶紧给先生打电话详细汇报了在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先生听了之后欣慰地嘱咐我，好好做课题，同时还要好好教书，争取在出成果的同时培养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没想到，这次电话竟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而且，到了3月中旬我才知道，我的师母赵德贵老师是2月27日去世的。先生是在我师母病重期间，还牵挂着我在津的工作和生活！我深深体会到了先生那大爱无疆的胸怀，深深体会到了先生和师母不是父母而胜过父母的温暖！我深知，恩师朱先生不仅仅因为我是贫寒子弟，更是因为我愿意吃苦奋斗，执着于学术，故而期待有加。我深知，恩师朱先生爱才，不是为了开宗立派，不是为了传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利天下之公器，扬世间之公理。我深知，恩师朱先生学术报国志未销，寄望来者报师尊！学生夜半常泣醒，恩师声声唤不回。师恩巍巍如山，将永驻我们心间！（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朱寰先生是国内史学大家。我第一次知道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学二年级，当时我们历史系本科生的世界史教材就是选用的“吴齐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其中世界古代史的下册（即中世纪部分）是朱先生主编。考研时更是反复熟读这套教材，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位主编的名字更是如数家珍。在我读研期间，好像朱先生已经不带硕士生了，只招博士，所以在读研的数年间，我没有选过更没有亲耳聆听过朱先生的专业课，只是听过先生的几场学术报告。所以对先生的印象不深，只是那种高山仰止的朦胧感。我在2006年住进了师大南园小区的家属楼，大概过了二三年，朱先生与赵（德贵）先生老两口搬进了我家对门的房间，于是我就幸运地成为先生的门对门邻居，到今天约有十年的光景。很快，朱老师就知道我也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当年我还年轻啊），而且是世界近现代史专业马（世力）老师、崔（丕）老师的学生，朱老师就更高兴了，直说“那我们还是一个专业的，当年是一个教研室的”。若论资排辈的话，朱先生是我两位导师的老师，所以我应管朱先生叫“师爷”，但朱先生对我非常客气，一直亲切地叫我“民军”，这让我受宠若惊。去年10月23日晚，学院在新二楼会议室召开了“朱寰先生为人、为学、为师座谈会”。我也去了，而且即席发言，我的开场白是“刚才韩（东育）校长、（董）灏智院长是以校领导、院领导的身份发言，（张）晓华老师等是以弟子的身份发言，义飞、李强等是以“徒孙”（再传弟子）的身份发言，但我今天要以一个‘邻居’的身份发言……”。我的这一特殊身份立刻引得在座诸位开怀大笑，不少人更是惊讶不已、羡慕不已。对此，我也洋洋自得了好一阵子，自我感觉“辈分”很高，好像因为我不是朱先生的“徒子徒孙”，而是一个“平辈的邻居”似的。在我做朱先生邻居的这十来年，朱先生、赵先生的学生不时从外地回来看望两位老人，他们有时会敲错门。特别是早些年，朱先生家的门铃声小（其实是赵先生的耳朵已经聋了，根本听不见。），所以外来的访客常常是敲门半天都无人应答，于是就敲我家的门，让我帮助联系一下或让我转达对两位老人的问候。我知道一般的敲门声根本不好使，所以我常用拳头使劲“砸”朱先生家的门，这招儿很好使。朱老师并不介意，却常常说“谢谢民军，谢谢民军”。朱先生虽然著作等身，却一直笔耕不辍。他为了翻译一本俄国史名著《往年纪事：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俄】拉夫连季），前后耗时费力几十年，直到2011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当年7月的某天，先生敲开我家的门，高兴地对我说，这本书出版了，送给你一本。书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先生的亲笔签名“张民军同志雅正朱寰赠2011年7月9日”。这使我大喜过望，连声道谢！可惜我不治俄国史，先生的这部译著就一直搁在我的书架上，没有拜读过。晚年的朱先生似乎特别喜欢孩子。只要在电梯或楼道里遇到我家孩子，先生总是笑逐颜开地和小孩打招呼，嘘寒问暖，不停地问孩子几岁了，几年级了，课外班学什么……。然后就提到他的那几个令其骄傲不已的孙辈，有几次先生高兴地说“我的小外孙，学围棋，课外学习围棋，全美比赛业余组第一，拿了一个北美第一名”。这时的朱先生就完全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邻家老爷爷。前些年，当赵先生还能走得动的时候，无论冬夏，朱先生一定在早上八九点与午后两三点左右，领着赵先生下楼在小区的广场上遛弯儿（一天两次）。两位老先生手拉着手，慢慢在小区散步，数年来，那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的背影，绝对是我们南园小区一幅优美的油画。有一天中午，朱先生突然咚咚地敲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朱先生满脸焦急地对我说“赵老师丢了，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我也大吃一惊，当时我岳父母也在，于是我们一边安慰朱先生，一边赶紧下楼帮着去找，结果虚惊一场。原来朱先生正要领着赵先生下楼散步，在朱先生转身锁门之际，她竟自行沿着楼梯走到二楼却浑然不觉，赵先生那时已是严重的老年痴呆。当朱先生转身时发现赵先生不在身边时，竟以为老伴儿丢了，吓成那个样子，不懂爱情的我竟然“嘲讽”了先生好几天，觉得很好笑。朱先生的身体一直很好，即使九十多了，依然耳聪目明。直到去年，他依然健步如飞，几乎每天都要到学院二楼的信箱与小区门卫室取自己订阅的几种报刊，风雨无阻。在主持编著马工程《世界史》教材的那几年，先生与该项工程的秘书王邵励联系非常密切。有多次，先生联系不上邵励，就亲自到学院三楼的办公室来找。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都感到不安，告诉先生不必亲自来，让邵励去先生家里或由我们代为转告即可。但先生却非常谦和，常说：“没事儿，我就是顺便来看看，你们快忙你们的。”8月初，我还在楼门口见过先生几次，他依然在护工的搀扶下每天去小区的广场散步。8月8日上午9点多，我打开手机，发现学院的微信群在不停闪烁与嗡鸣，大家都在发一句“朱先生千古”。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当天凌晨先生去世了，享年九十有五。有老师说当天凌晨楼下有救护车来过，但我毫不知情，我认为先生是在熟睡中辞世的。中国古来有行善积德会修来福报的说法，先生一生为人、为师、为学，山高水长，景行行止，享寿九五，无疾而终，天诚不欺也。（作者为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