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 4月， 《环球人物》 杂志对我校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埃及学专家李晓东进行专访，并刊发了题为“李晓东，和失落的埃及文明对话”的文章。李晓东教授作为第一位参与埃及古代遗址考古的中国人，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之邀再次前往埃及数朝古都卢克索 （ 古底比斯） 加入中国首次埃及考古项目的考古工作，为中国考古走向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贡献智慧。
2019年 3月底，学者李晓东的 《埃及考古日记》 在 《文汇学人》 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他记叙并参与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的首个联合考古项目，为期 5 年。发掘地点是位于埃及南部卢克索的孟图神庙。
中国考古队在埃及有了自己的阵地
孟图神庙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该地区古时是大名鼎鼎的底比斯，曾被古希腊诗人荷马称之为“百门之都” 。历代法老在此建造了大量的神庙、宫殿和陵墓，至今留存壮观的底比断址、卡尔纳克神庙、帝王谷、王后谷等，堪称埃及古文明的精华所在，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
2018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 《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 5 年协议，中埃联合考古队正式组建，并于2018 年 11 月29 日正式开工。最早讨论立项时，李晓东便激动不已。“它承载了中国考古走向世界的梦想。如果以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为标志，西方埃及学建立迄今有近 200 年的历史，其中有中国人的身影不足百年，学科建立还不到 40 年，我们要补的太多了。中国的埃及学落后，不仅是因为起步晚，还因我们没有自己的‘阵地’ 。现在好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阵地’ 。 ”
兴奋的专家们聚在一起，选了好几个地点，但最终埃及方面给了孟图神庙。对这个结果，李晓东最初是有点抵触的。因为神庙所在的卡尔纳克属于旅游区，游人如织，其中的孟图神庙在上世纪 30年代由法国考古队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他推断埃及方面只是想从旅游的角度让中国帮他们做重建，可等去实地一看，李晓东的心立马放回了肚子里，“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个是因为占地大保存好，“它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光面向阿蒙原拉神神庙区域就有 7个门，神庙群中间最为恢弘的部分残基仍在”; 其次是持续的时间长，“至少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进行断代，就已经有1600 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同的法老对它修复、重建，把这个过程弄清楚，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也很有意义。将来这一块（做出来的成果），一定会非常震撼。 ”
从一片荒原之上走来
在考古工地上，李晓东和学者们的任务有两个: 寻找有文字的断壁残垣，搜寻王名圈（一个椭圆形的符号，围绕着法老的名字），以推测神庙历史; 给残垣断石拍照，确定其归属并看看哪些残石可以拼合起来。确切地说，第一季的工作主要是清理场地。
埃及学有两大基本功: 文字与考古。李晓东长于前者。他本科读的是文学，外语尤其好。毕业后，李晓东留在母校内蒙古民族大学任教，一直苦于学校条件差，没什么书可读。但当时学校有一位埃及学专家，即大名鼎鼎的刘文鹏教授，写过国内首部古埃及史，也是首位应邀参加国际埃及学大会的中国学者，在学界很有地位。
李晓东第一次去刘家，就被满屋子的书惊呆了。他提出想看，刘老师非常大方，只有一个要求一次只能拿 5本。每次换书时，刘老师都会问他一些读书的感受。几番畅谈过后，刘文鹏觉得李晓东是可造之材，外语又好，值得培养，就建议他研究埃及学。
从学校的中文系调入世界古代史 · 埃及史研究所，工作了两年，李晓东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需要补课，于是刘文鹏便推荐他去自己的导师，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处攻读硕士。本来是想给自己学校培养一位学术接班人，没想到，读完硕士的李晓东回来待了两年，又去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李晓东就留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
上世纪 80年代，林志纯在东北师范大学建了我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那代学者受困于文字和资料上的限制，因此格外注意培养后继者过“语言关” 。林志纯亲自购置了大批古代语言辞典、外文研究杂志，并聘请国外的老师前来任教，还严格要求学生们的论文必须用英文撰写。当年英文的硕博论文，折磨得李晓东几近崩溃，直到现在，“我们研究所的工作语言都是英语” 。
30多年来，埃及学在全国各高校的研究者几乎都出自林门， 但人数依然少得可怜。从林志纯到刘文鹏再到李晓东，中国埃及学走过了一条崎岖的路。
走过小径，豁然开朗
李晓东说，研究埃及历史，和研究中国历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
“中国历史有着丰富的史料记载，官方的、私人的，从来没断过。 ”在研究方式上，大家也习惯于以地上史料为主，地下史料为辅。埃及学则不然。“古代埃及人没有记录历史的意识。从公元前 3100多年第一个王朝建立，到后来毁于外族入侵，整个古埃及时期，只有在托勒密王朝的时候，一个叫曼尼托的祭司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史书，然后还散佚了。今天的人还是在古希腊、古罗马一些作家的书中看到引用，才知道有这么一部作品。它的研究方式，完全依赖于考古。此外，古埃及的语言、民族、精神信仰已经和今天的埃及人完全不同，我们是在和一种死去的文明对话。 ”
他常跟自己的学生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李晓东与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皮特·布兰德私交甚好。2016年，布兰德在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有个发掘工作，李晓东问他能不能让自己参加: “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去的，我想提前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片有着129根柱子的发掘现场，李晓东受到了很大启发。“我看到了国外同行是如何发现问题的。比如，大部分柱子上刻的是敬献阿蒙神，但有几根却是敬献普塔赫神。有人提出猜测，是否这里是一个门，出去就要通往另一个供奉普塔赫的神庙。后来尝试挖掘，果然如此。类似这样提出问题，再解决问题的例子有很多。 ”
李晓东觉得世界上很多事业，都像做学问一样，是分几个阶段的，“最初比较宏观，做着做着总有一天你觉得做不下去了。然后你朝着一个很小、很微观的东西走，越往里走，你觉得好像越狭窄、越吓人。但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前面豁然开朗，一片很大的天地又展现在你面前，同时你会发现，你走过的那些非常窄的小路，一条一条，把世界上很多的道路全勾连在一起了” 。所以他从来都不反对碎片化的研究，反而总是鼓励学生从细微处着手。
如今，中国考古迈向世界，这背后是中国国家实力、影响力提升的表现，“今天，更需要我们了解自己的以及别人的历史” 。
（文章原载于《环球人物》2019年第8期）